Edward Steichen

爱德华·斯泰肯

爱德华·史泰钦 (Edward Steichen) 1879 年 3 月 27 日出生于卢森堡勒瑟市比万日 (Bivange)。

爱德华·斯泰肯， Edward Steichen ，1879年3月27日—1973年3月25日

在整个20世纪，斯泰肯一直积极参与到摄影领域中至关重要的新趋势和潮流中，从最初的画意摄影师开始，他历经商业摄影发展的各个历程和阶段，最终成为美国最具声望的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摄影部主任。

1879年，斯泰肯出生于卢森堡，但在幼儿时期就随父母迁居美国。1894年他在密尔沃基的一家石版印刷公司实习，此后他展现出艺术方面的天赋。他既画画也拍照，在19世纪90年代，他积极地将自己的作品提交给画意摄影沙龙和协会。

不过，他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摄影创作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斯泰肯将他主要的时间用于在法国画画。在此期间，他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方面的知识逐渐加深，并让他能够引导施蒂格里茨最终投入到这些艺术运动中来。除了绘画作品（尽管他后来毁掉了自己大部分的画作），斯泰肯拍摄了很多象征主义风格的风光、民俗和纽约城市风景的照片，以及纽约和巴黎一些富有并具有创意的个人的肖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泰肯担任盟军空中摄影的指导，紧接着他基于自己对动态对称理论的兴趣，进行了数年的拍摄尝试，这些经历使得他脱离了画意摄影的影响和痕迹，成长为一名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摄影师。

斯泰肯的职业生涯在1937年结束了一个阶段，当时他意识到商业摄影已经不能给他来灵感，他开始接触更加广泛的摄影理念，并开始任起管理者的角色。尽管他个人并没有参与到报道摄影或纪实摄影中，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开始相信那些受雇于美国农业安全局和《生活》周刊的影师们高质量的作品，已经有效地消除了个人表达摄影和新闻摄影在审美上的区别。

斯泰肯以纯粹摄影为主，各种风格兼备，题材包括人像、风光、时装、广告、舞蹈和雕塑等，作品整体特色是构思上的开拓意识，在创作手法上更是集“画意派”、“纯摄影派”和“纪实派”乃至“抽象派”等众家之长汇于一身，而且他总能不遗余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一直是一位先驱，也是一位反叛的大师。他固执而大胆的反叛行为造就了超然于生活的艺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摄影艺术作品成为军事航空侦察摄影中的武器，在他40岁时，一举成了战争英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66岁高龄时，作为海军战争摄影团体的首要人物，他再次成了英雄，用他手中的照相机捍卫了和平。

他还是一个卓越的组织领导者，曾任纽约现代艺术馆馆长15年之久，组织过近50次展览，其中《人类一家》是他用了两年时间，从全世界征集的200万稿件中，精选出68个国家273位作者的500幅作品编辑成册，使之成为世界摄影史的一大“叙事诗”。影展以温·布洛克的一幅《林中的小女孩》象征着人类诞生的照片为开端，表现了人生路上的母爱、求学、恋爱、婚姻、分娩等场景，颂扬了人类的智慧，反映了人类的生产、文化、宗教状况，也揭露了人类的不幸－战争的残酷。展览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并出版了同名画册。此次展览是斯泰肯在摄影领域为后人留下的最伟大的精神财富。

在2006年，斯泰肯拍摄于上世纪之初的《池塘月色》，在纽约苏富比创下了单幅摄影作品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292万美元，成为全世界最贵的照片。

月光池塘 1904年

斯泰肯是照片制作方面出色并终极的维护者，即所谓“复古的前卫”(the antiquarian avant-garde)；他是批评杂志和摄影“小众杂志”的共同创办人；他是“白立方”这种现代主义艺术展示空间原型的共同设计者；他是将欧洲现代艺术引入美国的第一人；他是创意摄影与应用摄影——包括广告、编辑、军事和战时宣传——两个领域之间巧妙而具开创性的领跑者；他是那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美术馆摄影部的策展人；他是美术馆展览成为装置的开创者；他是具有教化意义的主题性群展的倡导者；他也是一次影响力最大、观众最为广泛的国际美术馆摄影巡展——连同其专著——背后的组织力量。无论是哪一个斯泰肯，实际上他始终与今天摄影界仍在热烈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有关。我们只就他留下的所有遗产而言，指出他依然是二十世纪摄影的一位核心人物——也许是最核心的人物，这会更有价值。

主要作品

《熨斗大厦》（The Flatiron），1905年，铂金底版明胶重铬酸盐工艺，爱德华·斯泰肯

Edward Steichen，Gloria Swanson，New York，1924

▲奥古斯特·罗丹，1902年

▲JP Morgan，1903年

▲斯蒂格利兹与女儿，1904

▲帕特农神庙的Isadora Duncan，1907年

▲斯蒂格利兹在“291”

▲查尔斯·卓别林, 1925年

▲华尔特·迪斯尼

▲载花盆的独轮车，1920

Edward Steichen. Lily Pons, c. 1932

Edward J. Steichen，Tamaris with a large Art Deco scarf 1925

评论

一开始，斯泰肯的摄影技艺并不出色，一次他为家人拍摄了50张照片，可最后只冲洗出一张，其余的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败了。父亲责备他技艺不精，斯泰肯也对自己失望至极，几乎决定从此放弃拍照，但母亲却称赞这张硕果仅存的照片十分优秀，意义超过了那失败的49张。也许是母亲的肯定使斯泰肯了继续拍照的信念，他继续钻研摄影技术，并在不久后和几个同样喜爱摄影的朋友一起筹集了资金，在密尔沃基的一幢写字楼里租了一个房间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并把自己的这个组织命名为“密尔沃基艺术学生联盟”（Milwaukee Art Students League）。 四年后，斯泰肯在纽约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人——被誉为“现代摄影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他对斯泰肯的作品大加赞赏，并购买了三幅他的作品。两年后，斯蒂格里茨创办了著名的《摄影作品》杂志（Camera Work），他邀请史斯泰肯为杂志设计了Logo，之后斯泰肯的作品也常常见于这本杂志之中。两人在1905年共同创办了一间名为“分离派摄影”的画廊 （Little Galleries of the Photo-Secession）,（因为画廊地址的门牌号是291，画廊又被人们称为291）。这间画廊，不但展出当时最优秀的摄影作品，两人还不时地将当时艺术界的先锋——欧洲现代主义绘画大师塞尚、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带到美国展出。

多少年来，斯泰肯仍寻找时间去拍摄那些在他心里弥足珍贵的事物，这与他的商业事业并行不悖：都市景象、风景、植物尤其是花朵。他关于向日葵、矮牵牛花、自己培育的杂交飞燕草等花朵摄影，以及他为这些作品制作的实验性彩色照片是这一类型摄影中最出色的作品

正如斯泰肯在某个时期突然丧失了对人像摄影的兴趣一样，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开始厌倦时尚又充满诱惑力的世界。不久后，他声称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工作过于模式化，但事情的真相是花花世界的魅力已经衰退了，而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斯泰肯本人也变成了名人。另外，一种新的风格正逐渐占领时尚摄影的圈子，这种风格更偏爱户外的现实景象。而以斯泰肯为代表的那种让模特在摄影棚内拍摄的风格似乎显得有些过时。尽管如此，这位多产且富有创造力的摄影师实际上仍是现代时尚摄影的发明者，他的功劳不言而喻。康泰纳仕成千上万张高质量的原创作品证明，仅仅只有欧文·佩恩（Irving Penn）与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称得上是斯泰肯历史性的敌手。在19难以预料的是，斯泰肯接着便面临了一个更大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自1917年以来，斯泰肯秉持着一种信念：通过揭示战争的真实面目或许能够阻止盲目的侵略。这种激情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同时，他去做具体实事的决定或许又被美国农业安全局的榜样模范所鼓舞而变得更加坚定。后者在斯泰肯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策划的两个重要的展览中占据重要位置。“胜利之路”（Road to Victory ）与“太平洋的力量”（Power in the Pacific）意在鼓动公众的情绪，而它们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的上来自于一种新的展示形式。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Christopher Phillips）评价道：“（展览）…将许多摄影师的作品围绕一个主题精巧地编排，达成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复杂性与情感力量”。这两个展览分别为哈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与乔治·基德（George Kidder）所设计，但其概念、内容与总体方向都带有爱德华·斯泰肯的鲜明印记。38年，斯泰肯辞去了自己利润丰厚的职位并前往墨西哥，在那里他以大量的纪实作品来恢复精力和精神。随后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委任：斯泰肯被要求组建并管理一个团队，为美国海军编纂战争摄影记录。其中特别强调海军航空（包括轰炸机、航空母舰、飞行员及机组成员）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有一点斯泰肯没有让步：他希望摄影师们首先关注人的因素。他自己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管理：分派任务，建立联系，提供材料，检查印刷质量——同时通过拍摄奉承的人像照与海军将领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一个六十几岁的人来说，他认为自己做的相当不错，在战后斯泰肯也相应地获得了杰出服务奖章。斯泰肯被战争的大屠杀与混乱深深地震动了，但他为“光明的力量”作出贡献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减弱。十年之后，他在著名的巡回展览《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自1947年起，斯泰肯就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任主管一职，他已经组织了几十场展出，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摄影表达。这一方面是为了公众教育，另一方面则是让斯泰肯自己探索了媒介运用的不同方式及那些他曾忽视的表现形式的历史。

在他1963年出版的图录自传《摄影人生》（A Life in Photograph）中，斯泰肯传达了自己对艺术、政治、个人自由的激烈观点。他对那些损害个人努力的“居心叵测”的意识形态和“小团体”提出了警告；他想知道，人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否源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宣称生活中的惯习与传统是一切苦难的起源，尤其是当它们被各种运动和思想流派支撑时。在最后，斯泰肯向“拥有自由灵魂，独立意识的年轻摄影师们——新视野的追寻者，探索者以及开拓者们”致敬。毫无疑问，斯泰肯为他们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

光线是一个恰切的隐喻——光的力量或许是这位年轻摄影师在19世纪末美国外省开始职业生涯时最重要的发现。斯泰肯很早就意识到，在虽然摄影这种媒介可以让人无限地选择拍摄对象，但光的元素始终是不变的：“真正的魔术师是光线自身—— 神秘的，不断变化的光线以及与之相伴的阴影，丰富又不可思议。”他阐释道：光影在人观赏摄影作品时能激发情感投入，掌握光的力量成为他的主要主要目标——他六十五年来持续的追求。